杨继军:增加值贸易对全球经济联动的影响

发布日期:2019-09-10 12:36   来源:未知   

  在增加值核算框架下,依据价值来源地和价值吸收地原则对产品增加值进行分解,解释“贸易—经济联动之谜”,经验研究发现,增加值贸易对经济联动存在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但在轮轴国家与辐条国家中表现出非对称性,轮轴国家发挥着“枢纽作用”。凝聚子群分析表明,凝聚子群与增加值贸易具有互补性,当双边国家属于同一子群时,其增加值贸易强度对经济联动的影响趋强。我国实施非均衡开放战略,积极推进与轮轴国家间的增加值连接,利用经济体增长的关联效应,可实现向高收入经济体增长的收敛。与此同时,利用“一带一路”贸易网络核心节点的优势,继续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为沿线国家提供更多融入全球增加值分工体系的通道,构建合作共赢、联动发展的全球经济生态。

  近年来,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国家间的经济往来日益密切,经济联动不断增强。作为贯穿经济联动的重要载体,国际贸易对全球经济联动的影响如何,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特别在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下,生产链条纵向延伸,中间品贸易逐渐替代制成品贸易,继而成为国际贸易的主体。此时如何测度真实的国际贸易水平,又如何科学识别国际贸易对全球经济联动的影响,将变得尤为复杂。

  Frankel和Rose较早对贸易与经济联动的关系进行了规范性研究,发现前者对后者有较强的正向推动作用,被称为双边贸易的 FR 效应。 然而,经济学家们在使用国际真实经济周期模型进行校准时,发现贸易对经济联动的影响远不及实证结果估算得大,大约只能够模拟 FR 效应的1/3—1/2;即便在考虑了运输成本、资本市场以及第三国冲击等因素后,仍然与实证结果相差甚远。Kose和Yi将这种不一致称为 “贸易—经济联动之谜。”为了破解谜团,学者主要从以下两方面进行了尝试。

  一是完善理论和计量模型。Imbs 建议在回归方程中控制国别因素以及共同冲击;杨继军和范从来考虑了人口年龄结构因素。然而,这些做法未能从根本上破解谜团。于是,一些学者尝试对理论模型进行扩展。 Juvenal和 Monteiro构建了一个多国模型,发现贸易与经济联动的关键在于贸易提高了商品消费的相关度。Wong和Eng构建了贝叶斯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一定程度上可以模拟全球经济联动,但其缺陷在于对垂直专业化生产的处理方法非常敏感。Kose和Yi认为,真实经济周期模型之所以不能从根本上破解谜团,原因在于 “两国假设”舍象了许多真实的贸易关联,缺乏对中间品进口引致的反馈效应方面的研究,难以识别国际贸易中的 “第三国效 应”,因此需要建立多国乃 至全球层面的贸易关系模型。

  二是对贸易品进行分类。Johnson 利用国家间投入产出模型,发现中间品替代弹性对于经济联动程度具有重要影响。Giovanni 和 Levchenko 认为,相互进口中间投入品会提高双边经济联动。国内学者潘文卿等进一步提出,当双边贸易以垂直专业化下的价值链贸易为主时,贸易的互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贸易有助于扩大经济联动;当双边贸易以最终产品贸易为主时,贸易的替代效应大于互补效应,贸易反而弱化了经济联动。

  针对贸易品的分类, Duval 等指出,揭开“贸易—经济联动之谜”的关键不是区分最终产品还是中间产品,而是测度真实的贸易强度。他建议采用增加值贸易强度,替代传统的总值贸易强度,依据如下。其一,中间品会历经多次跨境流动,总值贸易口径会导致中间品价值的 “重复核算”,虚增双边贸易规模。其二,商品出口中存在价值折返和价值转移现象,总值贸易统计对此束手无策。其三,即使两国没有发生直接贸易,但可能通过第三国产生了间接贸易,此时也会产生经济联动。Wang 等认为:“增加值贸易分析框架能够区分进口品价值的来源和出口品价值的最终去向,并对各个国家在多个环节的增加值进行分解……增加值贸易已经成为全球经济联动最重要的驱动力”。

  基于增加值的视角,从理论上不断完善贸易—经济联动的传导机制,实证上重新检验贸易强度对经济联动的影响,不仅有助于破解 “贸易—经济联动之谜”,而且对于丰富现代宏观经济学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利用国家间投入产出模型,充分考虑出口贸易中的价值折返和价值转移行为,剔除 “重复核算”成分,以增加值作为测算双边贸易强度的基准,为破解“贸易—经济联动之谜”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此同时,本文将局部性的双边贸易拓展至整体性的国际贸易网络,结合网络中心度和凝聚子群分析,识别贸易影响经济联动的不对称性和分层聚类特征。

  第二,采取提高核心解释变量“增加值贸易强度”测度层级的方式,将按照不同国家分组的“组内增加值贸易强度均值”,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增加值贸易强度”的工具变量。考虑到该变量是一个更高层级的均值指标,不会直接影响低层级的两两国家之间的产出相关性,可以满足工具变量与误差项无关的工具变量外生性假设,缓解了计量模型识别中的内生性问题。

  第三,提出通过夯实或者弱化与轮轴国家的增加值联结等方式,对经济联动施加牵制控制,为全球经济治理的复杂性提供了新的范式。经济联动既可能带来“正溢出效应”,也可能生成“负溢出效应”,因此需要进行干预。本文建议选择对少部分核心节点进行控制,利用 “核心节点”与“末梢节点”之间的增加值联结关系,实现对整个贸易网络联动的控制。

  本文以下内容为:第二部分基于国家间投入产出模型 (ICIO),识别增加值贸易影响经济联动的传导机制;第三部分说明模型的设定、变量的测度以及相关数据的来源;第四部分通过总体样本以及凝聚子群样本进行计量回归,并进行相应的稳健性检验;最后是文章的主要结论以及对中国的启示。

  本文构建了关于增加值贸易影响经济联动的理论框架,尝试对 “贸易—经济联动之谜”提供新的解释。研究表明,在控制了总值贸易强度、网络中心度、产业结构相似度、金融开放度、引力变量等因素后,无论最终产品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还是中间产品出口中隐含的国内增加值,均显著推动了经济联动,且在不同模型下保持稳健性。增加值贸易与轮轴国家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系数为正,与辐条国家虚拟变量交互项系数为负,表明轮轴国家中增加值贸易对经济联动的影响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同一子群内增加值贸易对经济联动的影响趋强,不同子群间影响趋弱。此外, Chow 检验结果发现,美国次贷危机后,无论增加值贸易还是网络中心度,其对经济联动的影响均不及危机前。因此,考察 “贸易—经济联动之谜”,不仅要立足于双边增加值贸易,也要从全局上把握贸易网络的拓扑结构,充分认识增加值贸易影响经济联动的异质性、动态性和复杂性。本文的政策启示如下。

  第一,实施非均衡开放战略,积极推进与轮轴国家高效、顺畅的增加值联结。由于轮轴国家是贸易网络中的主要节点,这类国家往往具有贸易强度高、联结点稠密等特点,对增加值配置的结构、地域性和制度框架具有主导权,是增加值链条上的链主。重点发展与这类国家的合作,有助于我国通过产业关联、技术模仿、诊断等方式吸收技术溢出,不断弥合与发达经济体的发展差距。与此同时,作为 “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的核心节点,中国要继续推动 “一带一路”建设,实现优势互补,利用核心节点的辐射作用,为沿线国家提供更多融入全球增加值分工体系的通道, 构建合作共赢、联动发展的全球经济生态。

  第二,面对中美贸易摩擦,仍要诉诸 WTO 多边贸易体制,对话与磋商才是解决贸易摩擦的正确选项。全球增加值贸易的发展,本质上是国际分工细化的产物,这是比任何单边主义更强大的历史法则,是贸易摩擦的“润滑剂”和贸易关系的“压舱石”。天机子心水论坛9806!中美经济互补性高、互惠性强,美国发动贸易战,对来自于中国的产品提高进口关税,在全球生产网络下,额外的生产成本会通过增加值贸易链条累积放大,最终迫使消费者支付更高的价格。贸易战的结果不仅会伤害到中国企业,也会扩散至生产链上的他国企业,最终殃及欧美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全球经济联动背景下,“以邻为壑”必然陷入“以己为壑”。

  第三,建立科学的风险防范体系,警惕防范外部风险沿着增加值贸易链条拖累中国经济。在增加值贸易下,各国生产过程的互补性增强,对外部冲击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上升。中国作为加工贸易大国,是国际供应链的重要环节,我们要通过控制贸易网络中的少部分“核心节点”,利用“核心节点”与“末梢节点”之间的连接,实现对整个贸易网络的牵制控制,确保既能够在全球增加值贸易中谋取红利,又能够在全球化的风险中守住底线,确保不因外部冲击的扩散产生系统性的经济风险。在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的同时,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内外并举,不断培育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